自2012年达到产量峰值后，国产葡萄酒已连续十三年量额齐跌，2024年产量仅9.7万千升，不足峰值时的十分之一。行业龙头张裕净利润创下20年来新低，59.4%的酒商连续三年利润下滑。在进口酒持续挤压、消费偏好变迁的多重压力下，勇哥关注到一个问题浮出水面，这场旷日持久的困局，是否与国家标准有关？
1994年标准,从无到有的破冰
1994年之前，中国葡萄酒市场尚是一片混沌。80年代末，全国葡萄酒产量虽达30万吨，但低档酒占比极大，各类产品中葡萄汁含量从20%到100%不等，所谓的葡萄酒往往只是“三精一水”（糖精、香精、酒精、水）的混合物。1994年，国家发布GB/T 15037-1994《葡萄酒》推荐性国家标准，同时原轻工业部颁布QB/T1980-94半汁葡萄酒行业标准。
这一时期的“推荐性”三个字，本身就是产业发展阶段的真实写照。当时中国酿酒葡萄种植面积有限，消费者尚未接受全汁葡萄酒的酸涩口感，半汁葡萄酒（葡萄汁含量高于50%）作为一种过渡性产品，承担着市场启蒙的功能。推荐性标准的定位，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对产业现实的妥协与包容——先让行业活下来，再图谋活得好。
正是这套标准，为1995年至2011年的国产葡萄酒“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张裕、长城、王朝头部老三家崛起，产量前十企业占全国总产量60.71%，中国在2011年成为世界第五大葡萄酒消费国。
2006年标准，与国际接轨的“成人礼”
2006年12月11日，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发布GB15037-2006《葡萄酒》国家标准，并于2008年1月1日起在生产领域强制实施。这次修订有三大根本性变化——
第一，由推荐到强制。这意味着旧国标、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并行的混乱局面终结，所有葡萄酒生产企业必须遵守统一的底线。
第二，定义与国际全面接轨。新标准明确给出年份葡萄酒、品种葡萄酒、产地葡萄酒的定义——年份酒中当年葡萄汁含量不低于80%，品种酒中该品种酿制酒比例不低于75%，产地酒中该产地葡萄酿制酒比例不低于80%。这些定义直接对标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的法规框架，耐人寻味的是我国加入这组织却是2024年的事。
第三，严禁添加。新国标明确规定，所有产品中均不得添加合成的着色剂、甜味剂、香精、增稠剂。这意味着在当时市场颇受好评的半汁葡萄酒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从推荐到强制，从本土特色到国际规则，这套标准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葡萄酒产业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正如当时业内评价——新标准打国际牌，不达标企业请出局。
GB15037-2006实施十八年来，通过定义强制性条款，至少在文本层面终结了年份标注的混乱。同时，标准通过规定葡萄原料含糖量（一等葡萄≥180克/升）、亩产限制（1500-3000斤/亩）等指标，为原料质量划定了底线。
然而，这套标准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新国标对年份酒、产地酒、品种酒的要求虽是强制性条款，但当时国际、国内技术上无法解决检测问题。换句话说，标准规定了应该做什么，却没有给出如何验证的手段。
这就造成了企业标注的年份、产地、品种，只能依赖企业自律和台账管理，监管部门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判定真伪的尴尬局面。当时行业监管部门就指出：企业如何检测产品是否达到标准要求，监管部门如何判定被抽查产品是否达标，目前还是检测技术上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种有标准、无验证的困境，在2025年的无醇葡萄酒乱象中依然可见。现行标准中仅有脱醇葡萄酒、低醇葡萄酒定义，酒精含量在0.5%vol以下的无醇葡萄酒尚无明确标准可依，导致大量葡萄汁产品打着无醇葡萄酒旗号销售。
困境的本质是标准之外的真空地带。标准长期缺乏可操作性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标准解决的是合格问题，而非优秀问题。是底线问题，而非竞争力问题。对比法国葡萄酒的法律体系可以发现根本差异：法国关于葡萄酒的法律多达40余部，由四个组织负责监管，从葡萄种植区的划定、品种结构的确立、单位面积产量的限定，到酿造工艺、陈酿、质量等级，都有法定要求。更重要的是，法国AOC体系不仅规定了怎么做，更通过法定种植区限制、原产地命名控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风土保护体系和信任传递机制。
反观我国，只有最终产品的标准，没有原料的标准和完整配套的技术法规，更没有法定种植区的限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终生名誉院长李华教授早在2002年就曾警示：这将会导致我国葡萄酒出不去，而外国葡萄酒在我国市场畅通无阻。
美国、澳大利亚等新世界葡萄酒国家的崛起没有欧洲那样悠久的法定产区体系，却通过品种酒标注+产区品牌塑造走出差异化道路。美国纳帕谷通过严格的产区自律和品牌营销，在短短几十年内建立起与波尔多对话的能力;澳大利亚则依托奔富等头部品牌，以“品种+品牌”模式打开全球市场。
中国葡萄酒行业正在经历类似的探索，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种植面积已达58.3万亩，年产葡萄酒1.38亿瓶，占国产酒庄酒酿造总量近40%，综合产值342.7亿元。2025年7月，宁夏正式设立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宁夏交流合作中心，作为中国加入OIV的实体机构。这种“产区突围+国际化平台”的双轮驱动，或许比单纯依赖国家标准更具战略意义。
当下国产葡萄酒最缺的不是标准，而是消费者的信任。勇哥始终认为，我们既不应盲目套用国外标准，也不必刻意强调中国标准，而应回归消费者标准——本土市场消费者的真实选择。作家冯唐在抖音直播间带货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用诗酒茶格调和成事好物IP联动引爆网络。这一案例恰恰说明国产葡萄酒配上中国人听得懂的故事，就有零帧起跑的可能。当消费者愿意为一瓶宁夏葡萄酒买单，不是因为它符合GB15037，而是因为它讲述了一个关于风土、关于匠心的可信故事。
回顾1994年到2006年的标准演进，再到今天面临的困境，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葡萄酒产业制度建设的三个阶段——当下面临的第三阶段体系构建期,需要解决信赖的问题，从单一的产品标准走向完整的产业治理体系——包括法定产区保护、质量分级认证、原产地追溯、市场监管闭环。
标准是底线，信任才是天花板。连续十三年的下跌，不是GB15037的失败，而是对更高层次制度供给的呼唤。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中国葡萄酒产业正处在从制造走向酿造、从工业品走向风土作品的转折点上。法国用了几个世纪建立AOC体系，美国用了几十年建立纳帕谷品牌，中国也需要时间来沉淀属于自己的风味密码和信任体系。
标准可以规定一瓶酒里必须有多少葡萄汁、多少糖分，却无法规定一瓶酒里应该有多少阳光、土壤和诚意。当国产葡萄酒不再满足于符合国标，而是开始追求超越期待时，那场长达十三年的寒冬，才可能真正迎来春天。
作者吴勇，作者系酒业公益品牌酉贤创始人、中国酒业智库专家、酒业观察家和培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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